傳統棉紡織業  高陽一向被稱為 “紡織之鄉”。高陽紡織業是中國近代民族工商業發展的縮影，在中國近現代紡織史上占有一席之地，“高陽布”曾盛極一時，據1928年統計，產量占華北地區的三分之一，年產量549萬匹。一批國貨名牌，如“放羊牌”納夫妥紅布、“荷花牌”色布、“晴雨牌”陰丹士林布、“三馬頭牌”色布等國人耳熟能詳；“紅象”、“抵羊”等著名商標皆由高陽人首創；一批因從事紡織業而成名的民族資本家和紡織科學家，如楊木森、張興漢、李叔良、張漢文等聞名全國；高陽為中國紡織業輸送了數以萬計的熟練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。

高陽農村自古廣植桑麻，從元末明初開始種植草棉（棉花），到明朝中期，棉花已經在高陽廣為種植，取代了桑麻而成為主要經濟作物和紡織原料。棉紡織業逐漸發展起來。

明朝時期的高陽紡車為月牙輪紡車，是單錠手搖紡車，每日出紗量半斤左右?？棽紮C為拉梭織布機和投梭織布機（民間亦稱扽梭織布機），梭為牛羊角質?？棾龅牟挤鶎?尺2寸，匹長2丈4尺，一般每人一天能織1匹布，品種為單一的白粗布，稱為“高陽布”或“高陽大布”，也有人稱作“高陽小布”、“小粗布”。

高陽棉紡織業大興于晚清和民國時期。由于高陽一帶土地鹽堿，十年九澇，農民無地可種，紡織勞動力資源豐富，而紡織工作又是男女老少皆宜。光緒年間，機紡洋紗大量輸入高陽，質地好，價格便宜，民間開始不再專門紡紗而專一織布。高陽縣留祥佐村人王士穎率先從日本購買鐵輪織機，試織成功，招工織布，工效大為提高，后又辦廠造機，生產出每分鐘打緯120以上、日織布80~120尺、布幅寬2.7~3.5尺寬的鐵輪織機，織布效率提高近10倍。極大帶動了高陽及周邊縣紡織業的發展。光緒三十二年（1906）楊木森和一些富紳也購進鐵輪織機，并加以改造向織戶賒銷，僅楊木森的“蚨豐號”就賒銷鐵輪織機1000余臺，使高陽紡織出現了“家家織機響，人人織布忙”的繁盛景象。高陽紡織還首創了集生產、銷售、金融管理為一體的經濟合作組織——布線莊。到宣統二年（1910）高陽布線莊達80余家。光緒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（1908年5月15日），交通銀行在高陽設立分行，這是高陽的第一家官辦金融機構，標志著高陽紡織業的發展注入了現代經濟因素。

1912~1914年，形成以高陽縣城為中心的一大織布區域，由于商家大增，高陽成為紡織原料和產品的集散地，高陽城車水馬龍，貿易活躍，有“小天津衛”之稱。當時，被稱做“高陽布”的生產區域大致包括高陽全境和鄰縣的500個村莊，擁有織機22000余臺。每年產布400萬匹，消費棉紗10萬余包，產品以白布、愛國布為主，還有電光布、被面布、條格布、國華綈、國華皺、美麗綢等。清末，印染業在高陽逐漸興盛起來，發展成為僅次于織布業的第二大產業，出現一批印染業大戶。1917年，高陽出現提花小織機，專門織提花布。高陽人還發明了專門用于提花布織的紡織輔助機械——提花樓子，提高了提花布的生產效率。高陽布以質地優良、品類及花色眾多而著稱，在清末民初曾多次獲獎。宣統元年（1909），高陽布產品呈送直隸工藝局舉辦的品評會。經評比獲匾一塊，上題：“紡織既密，價格亦廉，且查原料均系中國土產，用塞漏卮，此為上品。” 1922年，在直隸省舉辦的首屆工業觀摩會上，高陽參評的紡織品中獲超等獎一個，優等獎四個，一等獎一個。

高陽布在織造時比別的地方有得天獨厚的優勢，高陽地處九河下梢，低洼易澇，形成了空氣較為濕潤的“小氣候”。而土布的織造對空氣的要求正是只有較為濕潤，才能織造得土布綿密厚實，富于漿性。為此，外地的織布戶為求得土布的質量抵得上高陽布，想盡辦法，如挖地窨子安裝織布機，使得很多織布工人身患風濕病、關節炎，布匹質量也沒有超過高陽布。高陽布憑借其獨特的質量優勢占領了城鄉廣大市場。

1937年“七七事變”后，高陽紡織業受到重創，由于日本侵略者對棉紗和顏料實行封鎖，高陽紡織企業紛紛倒閉，紡織工人顛沛流離，高陽布在市場絕跡。高陽人民為了支援抗日戰爭，恢復了人工紡線，重新織起了土布，并用五倍子、紅土、高粱帽、槐米等土染料織染土布，為八路軍生產軍裝，有力地支援了民族解放戰爭。

1945年，高陽解放后，人民政府積極扶持紡織業生產，織布業逐漸恢復。1946年冀中行署的公營華豐商店在高陽建立了中興、麗華、宏太豐等布線莊，撒機織布，日產布9萬匹，同時也帶動了私營商業的發展。到1948年，城內有布商54家，多為合作經營，產品運銷冀西、冀南及冀中北部各市縣，日銷布1萬余匹，并為人民解放軍生產了大批軍裝。